张林虓蒙克父母育儿中的性别不平等解释路径及其对中国研究的启示

张林虓蒙克父母育儿中的性别不平等解释路径及其对中国研究的启示

　　男，河南郑州人，多伦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研究；蒙克（童昕育儿），男（育儿出行），贵州都匀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社会肖肖育儿与公共政策研究。/p>

　　 ［摘要］性别化的育儿分担是当代家庭儿童照料中的突出现象。为了理解父母育儿中性别隔离的成因以及家庭间不平等的异质性，逐渐形成了四个维度的解释路径，即以工作结构为核心的15月育儿、以收入和教育为核心的咕育儿、以育儿观和性别观为代表的亲子育儿记论，以及新兴的以工作-家庭冲突为代表的猪宝宝育儿，还嵌入了福利政策等宏观背景。这些不断丰富、互为补充的路径之间富有张力，可归结为结构和能动两大取向；但它们也存在共同关切，性别化的照料分担是结果、过程和意义的。中国研究需将解释路径置于本土制度框架、社会环境和文化情境下考察比较，未来研究的突破口是不平等的测量、照料类型和质量以及照料者的主体性。

　　 性别平等是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联合国特别提出，“认可和尊重无偿护理和家务，各国可视本国情况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社会保护政策，在家庭内部提倡责任共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男性和女性理应平等分担作为家庭内部无偿劳动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儿童照料工作。这种儿童照料的平等分担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它对长期的性别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就当代人而言，承担不成比例的育儿责任会对照料者的“市场结果”产生负面影响，女性可能面临严峻的“母职惩罚”（育儿性冷淡）。只有实现家庭私域内无偿工作的性别平等，才能从根本上消减以劳动力市场为代表的公域中的性别差距。就下一代而言，父母为子女提供了“做性别”（文姐育儿）的参照，性别不平等通过儿童对父母性别分工模式的模仿和内化而不断倩总说育儿生产。只有当父亲和母亲共同、平等地参与家庭无偿劳动时，尤其是参与跟子女发生密切互动的育儿工作时，性别不平等的循环才会被打破。另一方面，打破儿童照料中的性别隔离有助于应对当前的人口再生产危机。在现代家庭中，人们往往先考虑能否养育、如何养育，再决定生育。人口政策、家庭政策只有跳出数量干预的思维定式，纳入性别视角，理解家庭需求，才能改善不合理的育儿安排，促进照料压力的分担，进而构建生养友好型社会，提升（再）生育意愿，实现多孩新政的政策目标。

　　 尽管育儿平等具有重要意义，但其现实状况却不容乐观。诚然，男性育儿的时间已经有所增加，且增长率大于女性，例如：19年，11个国家的母亲平均每天花在育儿上的时间约为分钟，到2012年，这一时间增加到104分钟；而这些国家的父亲，则从19年的每天不到16分钟增加到2012年的每天分钟。但是，儿童照料中的性别不平等依旧广泛存在：首先，绝大多数情况下母亲明显承担了更多的育儿责任；其次，即使在性别专业化最弱的双职工家庭中母亲也是主要的儿童照料者，在有婴儿的中产阶层双职工家庭中，母亲承担的育儿任务大约是父亲的两倍；最后，甚至在女性养家糊口的家庭中，母亲照看孩子的时间平均16.5小时/周，接近家庭主妇的水平仍比她们的无业丈夫（乖宝宝育儿）多，同时，男性非全职工作家庭中的父亲与其他类型家庭中的父亲也没有什么不同。来自中国的数据也揭示了类似的儿童照料中性别隔离的问题。例如，中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Families Practicing Family-planning Development Survey，FPFDS2014年数据显示，父亲平均每天陪伴孩子的时间为3个小时，仅为母亲的%。可见，我国男性和女性在育儿承担方面仍有巨大差距。

　　 然而，这种在育儿中的性别不平等具有异质性。事实上，在一些家庭中，照料工作的分配比其他家庭更平均，甚至出现了“全职父亲”“超级奶爸”等现象。例如，美国“全职父亲”家庭在双亲家庭中的比例从20世纪年代的2%稳步增长到2010年的4%，其中照料型“全职父亲”占“全职父亲”的比例从20世纪年代末的不到1%上升到21世纪初的22%，这些比例还将持续增长。在中国，《性别育儿》等娱乐节目也向人们呈现着中产家庭中父亲与子女其乐融融的画面。不同家庭间在儿童照料上差异化的不平等，可能反映了不同父母的特质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

　　 的确，性别-家庭行为受到工作结构和经济特征影响，并受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等因素调节。因此，为了理解如何更有效地促进育儿平等，有必要确定与责任分担相关的多维因素，探寻差距何以形成。有鉴于此，本文对国际学界的多维因素进行了全面评介，呈现出不同理论视角之间的差异、张力和共性，探讨了宏观政策制度背景下解释路径的复杂性以及西方经验的本土适用性，旨在提供现有图景，以促进中国研究中对该议题的问题挖掘、理论创新和政策建议。

　　 夫妇式家庭的内部关系是家庭变迁研究的核心范畴之一。首先，在工业化进程中，家庭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工作场所，随着物质生产功能日益依赖于外部机构，内部亲密生活成为家庭的重心。这样的功能转换过程必然涉及时间和社会经济资源在家庭成员间的重新分配。其次，尽管威廉·古德（丁丁育儿经）认为夫妇式家庭能够成为性别平等主义价值观的载体，但是根据彼得·麦克唐纳对两类性别平等和社会再生产关系的论述，家庭层面性别平等的发展滞后于个体/社会层面，性别意识形态的转型是循序渐进的、性别化的，因此，男性、女性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角色转换的步调是不一致的。最后，与工业化相适应，家庭成员可以在家庭中实现情感避难，治疗外部世界造成的创伤。

　　 与上述家庭现代化演进的思路相契合，围绕着“家庭在安排儿童照料时缘何形成不平等的性别分工”这一核心问题，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文献脉络呈现出一种发展趋势，即从主要作为母亲的女性，到考察包括女性、男性在内的微观个体，再到分析微观育儿行为所受宏观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具体而言，在研究的早期阶段，西方将有偿工作与无偿育儿的结合这一挑战框定为性别问题，即作为母亲的问题。女性市场机会的大量增加促进了这一框架的形成，并提供了对此框架的研究动力，令人母亲的工作安排如何改变母亲的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父亲工作安排和生活如何回应母亲的变化。但现实往往是，无论父母的空闲情况如何，母亲都承担着超比例的照料工作。因此，研究者意识到需要洞察个体动力和动机，故而关于收入、受教育程度等资源特征的探讨日渐增多。个体资源和相对资源差异代表了影响儿童照料的客观效能或主观意愿。其中，教育水平所体现的经济、文化双重属性提示我们：在经济特征之外，文化规范（观念）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20世纪后半叶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家庭现代化、女权运动和性别革命等背景下，人们日益父亲参与，“父亲文化”和“平等主义父亲”应运而生。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强化了对育儿规范（幼儿育儿经验）的异质性分析，尽管育儿信念的解释路径未与深入人心的性别意识形态论调清晰地分离开来。

　　 这种对于社会规范的，将学者进一步引向对塑造微观个体育儿行为的宏观社会因素的分析。虽然养育发生在家庭内部，但父母的行为受到更广泛的社会情境和制度环境以及诸因素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对不同福利模式国家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促使亲密关系中角色转换的不可见的外部（政策）力量。总之，近来的研究聚焦于宏观社会经济背景如社会整体信仰、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以及相关的“交叉性”f4b育儿故事屋f5b视角f4b果一育儿f5b，并从宏观结构与微观个体的互动中提出了情感体验分析范式，着重考察微观主体在多重体系作用下的境遇和选择。

　　 上述对工业化进程中家庭育儿现象演变进行研究的文献揭示了两个典型事实：一方面，家庭总体的育儿投入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家庭内部育儿分担的性别化程度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具体而言，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儿童的情感价值日益凸显，社会对儿童寄托了更大的期望。现代城市家庭的儿童俨然不再是家庭的从属，而已经跃居家庭中心位置，父母对孩子的陪伴成为维持亲密家庭的一项新伦理。尽管纵向的亲子关系这里特指以儿童为中心的抚育关系似乎成为家庭关系的轴心，但家庭内部儿童照料的分担却是另一幅图景。丈夫在夫妻双方育儿贡献中的占比增长缓慢，实现男女平等育儿分工的道路依然漫长。尽管母亲投入到儿童照料中的平均时间明显高于父亲，但家庭间的不平等具有非均衡性：一些家庭的分工更加性别化，另一些家庭的父亲则承担了较多的照料工作。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家庭总育儿投入提升的背景之下育儿分担的差异化？对于这一重要问题，当前文献在跳出父母身份本质主义框架的基础上展开了多维度的分析。概括来说，虽然文献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但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仍然可以将这些维度提炼为基于结构f4b小陈说育儿f5b、基于能动f4b7岁育儿知识f5b这两大解释取向f4b刘威育儿f5b。

　　 在这里，作为“位置”的结构并非指宏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而是指家庭日常生活实践的物理组织形式，它反映的是不涉及成员价值判断的现实生态；作为“应对”的能动则是指，尽管被嵌入既定的生存框架和模式之中，家庭成员仍然企图满足个体及家庭的需要，基于价值判断而作出不同的行动选择。其中，那些强调在结构层面上塑造差异化育儿分担的文献主要分析受工作结构影响的父母育儿时间的可及性f4b育儿成长屋f5b问题f4b时间论f5b；而那些父母育儿行为动机的能动性因素的研究则聚焦于个体所占有资源的不平等f4b资源论f5b、个体对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的顺从f4b邓超育儿f5b以及个体在互动中的情感体验f4b情感论f5b。接下来，我们对这两大解释取向之下四个维度的理论路径分别进行分析。

　　 工作安排/日程f4b新都育儿嫂f5b对个人如何组织和协调家庭生活有显著影响。总体而言，由于时间的不可分性，父母的就业要求可能分别与他们陪伴子女的时间负相关。不过，大多数男性没有在自己的劳动力参与和育儿责任之间进行权衡。父亲独自照料孩子的情况更多地受到母亲工作日程的影响，而母亲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跟父亲的工作日程关系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育儿似乎更“有义务”，而父亲育儿被认为是母亲育儿的替代。

　　 具体而言，有偿工作小时数或许是工作安排的最重要层面。对双职工家长来说，很可能是自己的工作小时数越多、伴侣的工作时间越短，本人的育儿活动小时数就越少，而需要配偶的小时数就越多，这样的影响对父亲来说更为明显。育儿领域的性别平等可能随着女性市场工作时间的增加而增加，随着男性工作时间的增加而减少。

　　 一项关于父亲育儿的研究基本考虑了就业安排的所有结构特征，包括工作小时数f4b育儿文章f5b、工作灵活性f4b林嘉欣育儿f5b、一周中的工作时间f4b清泉育儿f5b、一天中的工作时间f4b育儿商店f5b以及夫妻每周不重叠的工作小时数number of non-overlapping hours of the couple per week，结果显示，母亲工作的时间特征比父亲的更重要。其中一项重要的发现是，就非重叠时间而言，如果父亲每周在母亲上班期间有20个小时空闲，那么他在此时间里照顾学龄前孩子的可能性只有％（相对于0小时、18%）。另一项研究也发现，在大约一半的工时不重叠的案例中，尽管父亲可以照看孩子，但他们没有付诸行动。

　　 工作安排（家庭就业结构）以及居住方式、儿童数量等因素构成了父亲在母亲工作时分担照料责任的结构性基础。然而，这些结构性条件无法阐明哪些父亲在母亲的工作时间内提供或不提供育儿服务。仅用“时间可及性”并不能解释男性的育儿参与，因为时间配置更是人为计划的产物。

　　 能动取向的解释路径主要家庭内部在照料分配上的行为动机，其研究主要围绕两种思路进行。k22种思路从物质基础视角分析家庭照料分工的原因，强调决定社会经济地位的因素对家庭内部育儿决策的形塑，特别是收入、教育水平等个体资源的不同组合在影响家庭整体效率和收益的同时会通过家庭内部“讨价还价”和“社会交换”等机制而让家庭成员在资源占有上的差异性转化为照料分工上的不平等。第二种思路受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主要从文化规范的角度分析角色分工的不平等，尤其强调父母对儿童照料的角色期待强化了性别化的育儿行为差异。

　　 资源论所的k22个因素是收入。劳动收入高者如果放弃工作，将面临较高的机会成本，因此，便将更多的时间分配给市场工作，更少的时间分配给无偿的儿童照料。这意味着高薪者不会独揽育儿任务。高薪者多数是男性，但和男性相比，收入高的女性放弃工作会面临更高的成本惩罚。不过，夫妻对彼此工资的反应程度可能不同。研究表明，母亲花在育儿上的时间受父亲工资的影响较小，但父亲陪伴子女的时间与母亲的工资呈正相关。随着女性收入的增加，家庭进行男女平等的育儿分工的可能性也在增加。但另一个矛盾性的结果是，母亲赚的钱越多，她花在孩子身上的总时间就越多，她独自照顾的时间也越多。

　　 对于绝对收入的影响分析，学者们莫衷一是。这是因为，绝对收入与生育数量、“经济自主性”（外包家务的可能性）、父母之外的替代照料等因素均有联系，甚至，足够高的收入意味着可以“支付”工作时间损失的成本，而低收入者只能努力工作以维持收支平衡。这些都是个人层面的权衡。相对收入体现了夫妻层面的权衡，似乎比绝对收入更有解释力。

　　 家庭通常鼓励收入占比少的伴侣更多地从事照护工作，以实现效用化。由于男性与女性之间典型的工资及职业发展差距，往往是女性作出职业牺牲。或者，任务的分配被定义为配偶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在这种斗争中，贡献更多收入的配偶以经济资源置换育儿任务，借此从繁重的照料中解脱出来。这意味着提供更高收入份额的一方心理上可能感到自己照顾孩子的责任较少，即使他们客观上可以照顾孩子。

　　 有学者报告，随着妻子贡献收入份额的增多，“父亲照顾”与“母亲照顾”的比率上升，可达约%（母亲养家糊口的家庭），但父亲照料总时间几乎没变化。但另有学者研究发现，母亲相对工资的增加会导致母亲承担的育儿份额增加。相对收入和育儿份额之间也许不是线性关系，尽力工作的一方可能在道德上觉得需要弥补对孩子的亏欠；又或许，家长企图“中和”对性别形象的偏离（后文会讨论此点）。

　　 资源论的第二个因素是与收入密切相关的教育。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水平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回报，即高教育成就可以提高收入能力。因此，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倾向于有偿劳动。如果男女在教育方面变得更加平等，从而在收入能力方面变得更加平等，他们将更为平均地分配照料儿童的责任。

　　 当母亲比父亲受教育程度更高时，家庭选择“全职父亲”安排的可能性更大。相似的是，在女方拥有大学学历的夫妇中，男方参与育儿较多，母亲单独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较少。然而，有学者将教育水平看作工资的近似值，发现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她们花在育儿上的时间就越多，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亲花在育儿上的时间却不一定更少或更多。另有研究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每天花在有偿工作和照看孩子上的时间比其他母亲更多，而家务时间较少。这些结果暗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试图既获得市场机会，又保持照顾孩子的时间。

　　 之所以有上述矛盾性的研究发现，是因为教育对儿童照料的影响其实是多方面的、复杂的。考虑到职业的性别隔离、女性较低的教育回报以及反映收入潜力的专业经验和学科学位类型，教育所致的人力资本差异和育儿差异可能更大。更重要的是，在控制了经济特征之后，教育对育儿分担依然存在影响效果。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可能特别容易接受专注和密集养育的社会理想，并拥有更强的性别平等观念，这样的父亲可能承担更多的儿童照料，从而缩小育儿性别差距。

　　 于是，从教育的文化（观念）特征入手，研究的争论在于这种影响效果是通过男性还是通过女性实现的。有相关研究表明，只有父亲的高等教育意味着日常照料和独自照料将部分地从母亲转移到父亲。相反，有学者基于配偶间交叉效应（perspective of cross-partner effect）进行研究，发现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的观念影响了她们自己和丈夫的育儿时间，因而认为过去那些声称男性的教育对他们自己的育儿时间有影响的研究存在误导性。另有跨国比较研究表明：对于母亲来说，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上的教育差异更有可能与观念相关，而不是与时间限制相关；然而，对于父亲来说，旨在平衡家庭经济资源的国家资助项目缓解了父亲育儿的教育差异，因此，时间限制可能比观念更有力地解释了父亲的行为。

　　 矛盾性的研究结果还可能源于对观念的间接测量，以及对育儿规范的不同构成的混淆。就育儿规范而言，无论是否受到教育程度影响，性别平等意识的作用都可能独立于跟教育密切相关的育儿信念的作用。性别平等意识是更为广泛、相对抽象的态度，跟教育相关的育儿信念则涉及日常化的具体行动偏好和信心。性别观（道德取向，即“是否应该”）与育儿观（功利取向，即“是否可行、有效”）不一致的一个例子是，对父母亲身参与的更高期望可能意味着父母平分照顾任务的理想退居次要地位，以确保孩子不会错过，特别是在很难找到称心如意的替代照料时。另有研究称，对男性规范的坚持降低了接受新型父职理念的可能性，从而减少了父亲积极的育儿行为，即僵化的性别观阻碍了对利用自身知识和技能的认同。

　　 尽管教育水平的经济路径、文化路径两种效应都会存在性别差异，但是教育对家庭总照料水平的影响可能比对家庭内部差异的影响更大。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也是阶级、阶层的局部标志，匹配效应（homogamy effect）使夫妻双方的教育程度很可能相近。另一方面，照料是“劳动”与“爱”的复杂结合，男性和女性都未必期望如同减少做家务那样减少花在特定育儿活动上的时间。

　　 文化分析的范式打开了一个窗口，表明经济理论忽略了重要的中介层，即规范、价值观和信仰有助于对照顾行为进行高度的性别理解，而且这些要素并不一定会随着市场机会的增加而改变。据估计，美国父亲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增加的原因有%在于他们行为观念的变化，只有30%是他们客观特征的变化。另有学者认为，在无偿经济中，由社会性别规范构建的道德责任感作为一种激励比个人报酬化更有意义。

　　 性别意识形态是指人们对男女两性应当从事的领域所持的态度观念。关于“做性别”的讨论表明，在传统上，育儿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成为象征性意义上展示和创造性别的领域。因此，持传统信念的人容易认同“领域分化”的论调，即男性专注于有偿工作，而女性专注于无偿照料。

　　 根据上述性别建构逻辑，平等取向较多的女性更有可能鼓励她们的丈夫照顾孩子，而不是担心失去主要照料者的角色；传统取向较多的男性则可能妻子的期待，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男子气概被育儿削弱。不过，相关证据是混合的。有研究表明，女性和男性的性别观念均与育儿中的性别隔离有关，双方都有强烈平等信念的夫妇最可能平等分担育儿工作。然而另有研究发现：母亲性别观对育儿平等的影响弱于父亲性别观，平等主义的母亲似乎并没有成功地争取到父亲更多的照料参与；而男性对传统角色的坚持与父亲参与之间也不一定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鉴于此，在性别意识形态的整体内涵之外，有必要明确其测度的具体内容（涉及“公域中的男性参与”“公域中的女性参与”“私域中的男性参与”“私域中的女性参与”等不同维度），以清晰呈现性别意识形态与育儿平等之间的关系。

　　 性别意识形态论与时间论、资源论之间也存在张力。相对资源与性别观念结合起来可能产生“性别表演”的问题，尽管在针对家务劳动的研究中有学者质疑“性别表演”的真实性，而且个体的经济自主性尤其是女性的绝对收入也会使这个问题复杂化。作为经济依赖方的丈夫有时会通过减少育儿参与来彰显自身的男性地位，而作为经济支柱的妻子则可能会通过更多地参与照料来展现符合社会期待的性别形象。然而，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照料者，其角色“中和”偏好的程度不同。这意味着，传统观念限制着一些父母（特别是养家糊口的母亲）基于经济特征的差异来作出分担决策的能力，使他们屈服于社会压力，默认传统的照料安排。例如，一项研究通过间接测量性别观念发现：在性别传统主义国家的家庭里，男性不会根据家庭情境变化而调整育儿分配；关于男子气概和父职的态度可能比个人及家庭层面的客观特征更重要，时间可获得性和相对资源理论对育儿份额的解释程度有限。与此相似的是，一项对美国“全职父亲”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失业率和相对人力资本，直接测量的性别平等意识与出现“无法工作的全职父亲”（unable-to-work stay-at-home father）的可能性无关，但与出现“提供照料的全职父亲”（caregiving stay-at-home father）的可能性有很强的关系，这一点主要是受到微观个体层面而非宏观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然而，信念不一定能够转化为行动，尤其是当面临迫在眉睫的经济不稳定的威胁时。一项涉及种族、阶层与性别意识形态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发现，就非裔美国人和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男性而言，性别意识形态与工作-家庭行为的关系较小。一些研究则认为：工人阶级男性倾向于强调养家糊口的男子气概，尽管他们更多地参与到对孩子的日常照料中；相比之下，中产阶级男性在实行更传统的、基于性别的分工时却可能会强调平等主义。对男性养家糊口家庭与双薪家庭的比较研究发现，平等信念只预示着双薪家庭的父亲会参与照看孩子。

　　 照料的性质可以说是基于互动关系的情感劳动。而上述两种解释动机的路径，都忽视了照料者的情感体验。本文认为，这一关键要素值得。在“个体化”和“新家庭主义”的探讨中，家庭领域的个人欲望愈发重要，个体意识逐渐功利化、自我中心化。个体对幸福的重视对实现家庭与照料主体之间的平衡提出了挑战：陪伴孩子或许阻碍自身发展，但面对个体化浪潮中上升的隔离感和孤独感，子女也是稳定的“首属关系”的基础。简言之，当代家庭与工作伦理的变迁及相互作用可能导致道德冲突，从而影响父母的情感性抉择。

　　 工作-家庭冲突是情感分析的主要范式，反映着上述矛盾性的心境体验。其被理解为来自工作和家庭领域的角色有所冲突而造成精神压力。在该范式背后，有学者基于角色理论（role theory）的“稀缺性”（scarcity）假设而认为，多重且相互竞争的角色限制个人资源分配，从而导致超负荷和紧张；在此基础上的认同理论（identity theory）认为，人们可能会强调与其身份认同的核心方面最相符的角色，对个人至关重要的身份更有可能影响态度和行为。聚焦于角色理论，工作-家庭冲突会改变育儿行为，因为精疲力竭的个体很难在“员工”与“父母”模式间“切换”或自发响应儿童需求，可能就照料责任跟配偶进行激烈的谈判。工作-家庭冲突越大，父母自我效能感越低，花在育儿活动上的时间越少。聚焦于认同理论，就冲突方向而言，觉得工作干扰家庭的父母可能会改变工作角色，因为工作被认定为罪魁祸首；相反，觉得家庭干扰工作的父母可能减少生育，因为孩子会增加对家庭的要求，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工作-家庭冲突对儿童照料的影响是性别化的。积极照料的父亲角色与霸道的职场男子气概及限制性的工作场所政策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男性面临着成为“参与型父亲”的挑战。然而，这种紧张局势似乎并不等同于母亲们面临的挑战。相反，在母性观念之下，尽管受到有偿工作的限制，母亲们仍被期望展现出她们是“好母亲”。因此，职场女性可能会欢迎并鼓励丈夫的帮助，以此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轻松，否则自己的精力会分散；然而，当工作跟家庭责任争夺自己的注意力时，如果在职母亲坚守传统的女性角色，她会努力保护母亲身份。父亲则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工作文化不太支持家庭生活，由此产生紧张、焦虑，进而阻碍育儿参与。尽管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时间显著相关，但工作时间对父亲参与育儿的直接影响较弱。有研究显示，双职工家庭中父亲的工作-家庭冲突与母亲的“把关行为”（gatekeeping behior）正相关，而母亲的工作-家庭冲突显著地预测了父亲生育意愿的下降。但现有的实证研究没有很好地区分冲突的方向，尽管减少工作投入、减少家庭投入都会降低冲突水平。

　　 客观属性和内在信仰对预测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的育儿行为可能起到更突出的作用；相比之下，在双职工家庭中，工作-家庭冲突等更为现实的情境因素可能会对夫妇如何分担照看孩子的任务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因为，在男性单薪家庭中，父亲参与育儿更可能源于个人选择，而不是必要性。

　　 不管是结构视角所强调的时间，还是能动视角所关注的资源、观念、情感，这些路径要对家庭内部育儿分担起到塑造作用，都需要一系列宏观条件的支撑。在这些宏观条件中，当前文献重点关注的是国家福利制度，福利制度通过影响上文所述的各条路径而对家庭成员的育儿行为产生效应。的确，内部性别分工可能是家庭在现有政策条件下不得不作出的决定。鉴于此，一些跨文化研究将父母育儿中的性别不平等置于不同的国家环境下加以比较，探讨福利安排何以影响上述路径对不平等的解释力，涉及了自由主义模式、保守主义模式、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和地中海模式的样本。

　　 在以挪威、丹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父亲和母亲更为平等地承担了儿童照料的责任，系源于家庭政策有很强的性别平等和父亲参与的取向，包括针对父母双方的（陪）产假、育儿假，广泛灵活的托幼服务，以及减少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障碍的政策等。在对各模式的特点存在普遍认同的基础上，这种研究旨在揭示不同的福利制度究竟如何导致家庭异质性。例如，塞耶等学者研究发现，在加拿大和意大利，低教育水平对父亲育儿的负面影响强于德国（微弱影响），而在挪威这样的影响不存在，这是由于：加拿大和意大利对家庭的支持有限，生计限制可能会压倒父亲花更多时间照顾孩子的倾向；而德国和挪威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的政策可能会减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亲面临的经济威胁，其中德国的家庭政策存在性别角色偏好。诚然，家庭政策与性别关系是相互反馈的，只有洞察本土情境下影响育儿分担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与互动，才能更好地调整政策安排，以缩小儿童照料方面的性别差距。尤其是在我国放开生育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的背景下，国家需要重点干预哪些政策内容，以平衡家庭与国家在下一代抚育中的责任，进而扭转儿童照料的性别化结果？

　　 然而，由于没有可及的“时间日志”（time diary）数据，以及缺乏可操作化的育儿不平等测量（下文将对此进行讨论），人们对东亚福利体制下的中国知之甚少。兼具家庭主义和生产主义特点的东亚模式在传统家庭分工与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需求之间徘徊。补缺型的家庭福利对私人领域的支持十分有限，儿童照料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家庭的责任，而在家庭内部，社会再生产的重担又落到了女性身上。就中国而言，作用于儿童照顾的家庭政策经历了“建构—解构—部分重构”的变迁过程，从“普遍性家计承担者”（universal breadwinner）模式向“市场化取向”（market orientation）和“照顾给予者平行”（caregiver parity）的混合模式转变。近年来，随着市场化进程中公私领域的加剧分离，家庭对公共育儿支持的需求日益增长、日益多样化。为了鼓励生育，国家也开始构建和完善收入、休假、服务等方面的家庭政策体系，比如儿童津贴、税收抵扣、（陪）产假、亲职假和托幼服务。在这一背景下，为数不多的中国实证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的结果比较零散，尽管也有与西方文献相似的发现，但它们的核心关切是父亲或家庭整体的育儿水平，没有解释父母相对份额的变化，也没有充分与理论进行对话并阐明政策制度的独特性和性别效应。

　　 从更广的亲职研究的层面来看，中国学界关于母职的理论探讨和质性研究方兴未艾，其主题多是竞争时代的母职变迁；而父职问题，在十多年前徐安琪、张亮对其效用的连续探索之后，于近些年重新回到学界视野，学界的研究重在比较、探讨新旧父职实践是如何被建构的。然而，对母职和父职的分别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性别关系，很难展现儿童照料何以在性别群体间分配。因此，结合目前的具体国情来进行深入的中国特色研究，仍有很大空间。

　　 首先，中国一直以来受父权制观念影响，传统性别角色意识深深嵌入个体社会化的进程中，这使得平等分工所面临的文化阻力-k22尤其是男性停滞不前的私域性别观的阻力可能比西方国家更大。

　　 其次，纵向的亲子关系和横向的夫妻关系的变化步调是不一致的。传统的“父为子纲”和“长幼秩序”受到挑战，父亲的“家长制”权威衰落，亲子关系趋于平等共融；然而，作为“男性”的丈夫角色在夫妻向度上的变化相对迟缓。

　　 再次，性别不平等被城乡差异、阶层差异放大。k22，农村地区的育儿不平等可能有着与城镇差别较大的影响机制。不仅传统性别意识形态在乡土社会有着更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农村人口面临着短期生计需求与长期人力资本投资之间更为艰难的权衡，在此基础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又导致乡村“三留守”现象。第二，流动人口是被性别、城乡、阶层等因素交织影响的特殊群体。除了上面提及的城乡流动，城城流动也会导致两地分居现象，比如外来务工女性在城市中产家庭中提供有偿的儿童照料服务。举家迁移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也面临着不同于本地居民的阻力：一方面，外来务工女性从事的职业多为低技能服务业或制造业，职场环境对于育龄女性不友好；另一方面，她们的配偶多从事长时间的重体力工作，家庭又负担不起外包家务活儿的费用，而子女由于制度阻碍也未必能在教育场所度过主要时间，所以需要照料儿童的女工往往选择回归家庭料理生活。但也有一些流动男性从事的工作比在工厂打工或从事家政服务的妻子时间更为灵活，因此承担了更多的照料工作。第三，反观在更有能力提性别育儿中工作的城市中产阶层，其间盛行的科学化、精细化育儿理念区别于西方学界早年提出的“密集抚育”概念，因为前者更多地体现了理性化的市场原则，父母成了儿童成长的“经营规划者”，管理儿童“影子教育”，购买专业育儿机构服务，尤其是母亲大量地承担了这种育儿中的“认知劳动”。

　　 最后，面对国家资源不充足、社会化育儿服务不完善、市场化照料购买力有限的情况，很多本地双薪父母借助了祖辈的替代照料。祖辈的照料一方面可能缓解母亲的日常压力，另一方面或许会阻碍父亲的参与。

　　 另外，育儿模式还会被中国劳动力市场独特的结构性因素-k22例如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的工作时间的普遍偏长以及中低收入群体的强收入偏好所形塑。

　　 在这些情境背景下，主流的时间论、资源论和观念论能否解释、如何解释中国父母的育儿差距？中国的育儿不平等主要是哪些路径机制的产物？事实上，新兴的情感体验论在中国语境中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社会目前具有生产与消费的双重属性，“做个好父母”既需要遵守逐渐兴起的亲子陪伴伦理，又不得不因儿童消费活动和潜在家庭风险而通过努力工作来提供经济保障。同时，工作仍是个体获得独立人格、人生价值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此外，即时交流工具、远程办公模式等进一步模糊了家庭与工作的边界，加剧了当代城市年轻父母面临的冲突，使他们普遍感受到生活的焦虑。这样看来，似乎工作-家庭冲突视角对现实更有解释力，因为它根植于性别群体对自身处境的理解，而对个人“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反思也挑战着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再生产逻辑：照料者并非默默付出价值、单纯为了“别人”；事实上，在儿童照料的“互动过程”中，照料者有着自己的体验和感知。

　　 为了理解父母育儿中的性别不平等，一系列解释路径得以发展（参见表1），总体上可以归结为结构、能动两大取向。

　　 结构取向的核心是时间论。工作安排和日程作为时间可及性的代表，为儿童照料责任的承担提供了结构性“机会”。繁重的工作安排可能限制了个体的育儿时间，因此需要日程较少的一方在育儿方面进行更多的投入。这一观点假设育儿行为随可支配时间的变化而动态演变。然而，男性与女性在面临外部时间约束时的反应是不同的，这种差异在父母面临相似的就业要求时尤其明显。因此，时间可及性是“应然”的理论，对选择动机的解释力有限。

　　 相比之下，资源论、观念论、情感论更具有“实然”的属性。它们从属于能动取向，深刻地指导着人们的行为。资源论以经济学路径为主要支撑，收入和教育水平都反映着为家庭带来经济贡献的能力。能力高的一方可能出于对就业的更强承诺或者希望摆脱繁重的育儿工作，企图将育儿责任转移给能力低的一方。这也是家庭效用化的一种策略，尤其适用于面临经济威胁的家庭。而教育水平之影响的矛盾性在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亲或母亲也许特别相信那种促进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密集育儿”，并拥有强烈的性别平等意识。教育的文化（观念）路径分析打开了性别意识形态范式的窗口。持平等信念的夫妻倾向于公平分配照料任务，平等意识高的男性或许会主动分担照料责任，平等意识高的女性似乎鼓励、劝说其配偶更多地参与儿童照料。上述主流的解释路径忽视了个体的情感冲突-k22这种体验更深刻地反映出照料者对现实的主体建构和理解。明显感受到工作-家庭冲突的家长可能会减少育儿投入，并寻求另一方的帮助，不过，关键角色认同和冲突的方向增加了这种假设的复杂性。

　　 结构取向与能动取向并非彼此割裂、互不关联，而只是相对独立。独立性指二者各有深刻的影响，体现为家庭表层的生存框架、家庭和个人的需求可能分别形塑了父母的育儿行为；而相对性指二者未必没有交集，体现为一些结构化的生活安排是由需求所支撑，主动的需求也有可能牵制既定生存框架的影响。因此，研究者深入检视育儿不平等时需要明晰的问题是：结构取向路径是否直接解释了不平等，抑或体现着需求的话语？能动的家庭成员是否在突破结构性安排的束缚以满足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两类取向所包括的具体解释路径并不是继替发展与淘汰的关系，而是互相丰富和补充的；它们之间富有差异性和张力，但也存在联系和共同关切（如图2所示）。

　　 一方面，这些路径没有掩盖父母育儿中的不平等，但也没有将不平等“本质化”为性别差异。它们在与生理（身心）因素相关的父母身份之外，更看到了环境因素如何形塑父母照料，以及这种形塑过程的差异。另一方面，这些路径在承认性别群体的集体霸权与自主选择的个体赋权互构存在的前提下，试图理解家庭内部儿童照料的性别分工“策略”。它们不是简单地将男性或女性归结为加害者或受害者，而是旨在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批判造成这种不平等的那些社会条件。事实上，如果男性希望照料子女，从陪伴中获取人生意义和快乐，那么，沉重的经济责任和随之而来的“有偿工作优先”同样损害了男性的父职权利。

　　 基于上述两点共性，那些导致不平等产生的条件在图2中分属“能动选择”“结构压迫”两个。上述两大取向下的解释路径均属于微观层面，所以“能动”和“结构”可视为主体的赋能来源。而政策制度等背景因素则属于主体外部的宏观压迫。

　　 从动态角度进一步而言，这些路径强调主体与外界、内在与外在的“互动”。一方面，作为结构的性别（the conception of gender as structure）发挥着系统性的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互动将个体、家庭特质等直接因素与更广泛的政策和话语建构（discursive construction）等制度领域相连接，从而使不平等在实践中被例行化地再生产。另一方面，为了明晰由生活实体组成的家庭缘何走上差异化的分工道路，它们（物理安排、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由表及里地不断聚焦于照料者的主体性（后文会对此进行讨论），这也与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对自我实现的强调以及家庭现代化理论对个体意识的重视不谋而合。

　　 微观赋能和宏观约束各自存在内部的因素交互，而两者又彼此作用。这些影响承载于以性别为中心的人际互动，这种人际互动既包括夫妻、亲子等家庭内部互动，也包括家庭成员与邻居、同事、朋友、保姆等外部人的互动。在互动中，富有主体性的照料者企图利用自身优势实现个体福祉化，并在合理配置各种资源的基础上使家庭效用化。最终，经由解释路径的耦合，育儿不平等日复一日地在各家庭中差异化地上演。综上所述，可以说性别化的育儿分工是结果、过程和意义的。

　　 新近的研究尤为注重对因素交织复杂性的考量。有的研究通过检视生计需求和“教育拼妈”，挑战了以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中父母育儿时间较为平等”的普遍看法。另有学者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低技能职工的不同境遇，以及女性的社会经济资源对男性育儿的异质性作用。上述两项研究均可以说明动态的人际互动、因素交互是如何将静态的微观路径和宏观背景的影响施加于性别群体而导致育儿不平等的。以k22项研究为例，尽管高教育水平带来的性别平等意识提升了个人福祉（父亲享受育儿乐趣、母亲减少照料负担），但在宏观的文化和社会期待（“教育拼妈”）冲击下，个人效用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家庭效用（母亲承担着更多在孩子身上投资的压力，以促进儿童发展，特别是在孩子刚入学的时候）；而低教育水平的父母虽然持传统性别意识，但家庭特质对育儿行为影响更大（双方都需要工作以维持生计，并协调彼此的工作安排以轮班照顾孩子和工作）。总之，现有文献启示我们，研究实操层面上，在聚焦于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分析之外，研究者需要将解释路径置于更广阔的外部力量作用的环境（如社群社区、政策制度、社会-经济结构）中加以比较，关注诸因素之间的互动、配偶间的交叉效应以及本土情境适用性，考虑如下循环过程：被建构的性别关系怎样反作用于以传统角色或性别平等为导向的政策安排，而得到调整的福利政策又如何形塑公私领域的责任边界以及家庭私域内部的性别化结果。

　　 为了推动中国本土对育儿不平等议题的研究，需要及时充分地观测到不平等。在对其有所反映的基础上，对不平等根源的深入挖掘要关注照料的多元化以及照料者的主体性，以洞察影响平等育儿实践的障碍，从而在明晰复杂性和适用性的前提下推动家庭政策、儿童照料政策的完善。具体来说，未来中国研究的突破口可以考虑实证策略、概念化、理论构建等三个方面。

　　 传统研究依靠的数据形式是“时间日志”，通过个体在育儿方面的时间投入来衡量性别不平等。然而，这种方式有很多苛刻的条件尚待满足。首先，对时间的记录本身就会存在误差，特定一天的时间利用也有可能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其次，探讨性别群体内部差异（绝对时间）可在一定程度上窥见不平等的来源，但分析性别群体之间的差异（相对时间）更为直接。这就需要有配对样本的数据或者个体报告的夫妻数据、相对数据。受成本限制，后者更为普遍，这就导致了报告偏差问题，因为个体可能高估自己的投入水平，而低估对方的投入水平。再次，时间不平等未必能描绘性别不平等的全貌。比如对于丈夫来说，通过“帮助妻子”来增加父亲育儿时间相对容易，但承担主要责任就比较困难。因此，需要同时关注衡量“责任”，例如介入程度、主要照料者、工作-家庭安排，它们更突出地展现了有偿劳动与无偿照料的分化。另外，由于丈夫与妻子报告的时间差异比责任差异要大得多，通过“责任”来对不平等进行测度也有助于减轻报告偏差的影响。最后，在数量之外，全面的不平等测量需要捕捉到完整的儿童照料图景，包括能够反映照料质量的指标（下节会对此进行讨论）。

　　 既然目前没有可及的“时间日志”数据以及专门针对儿童照料的全国性调查，研究者也就不必局限于此，而可以选择利用多源数据进行分析，从而互相补充、对比印证。例如，就对“时间”的测度而言，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中2014—2015学年的追访对父母日均在照顾孩子日常生活起居、辅导学习功课、陪同娱乐玩耍这三方面的时间投入进行了简单测量；就对“责任”的测度而言，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Survey on Social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第三期询问了受访者在子女日常照料和学习辅导方面的投入程度（从“从不”到“全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连续多年询问了谁是儿童日间和夜间的主要照料者，2012年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内嵌的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ISSP）的“性别与家庭”模块对育儿责任分担倾向进行了询问（“如果一对全职工作的夫妻刚生了小孩，这对夫妻工作差不多，而且都能请到带薪假，他们应该怎么请假？”“如果一个家里有还没上小学的小孩，夫妻双方应该怎样安排家庭和工作？”）。

　　 儿童照料在本质上与一般的家务有所区别，它既是一种劳动，也可以视为“享受”，因为育儿虽有“例行公事”的属性，但也是出于亲情关爱、乐趣和期望（投资）。这种张力跟儿童照料的类型（比如汉语中的“养”和“育”）密切相关，深入的研究需要考察不同类型的育儿投入对解释路径的反映。

　　 儿童照料根据功能属性可以分为常规照料（身体护理、通勤等）、非常规照料（教育、娱乐玩耍、沟通等发展性活动）、被动照料（监管、可供孩子接触等），其中愉悦感较低的常规照料更容易找到父母之外的替代者来协助；根据照料者数量可以分为独自照料（配偶不在场）和共同照料，这种分类特别能捕捉照料性别化的程度；根据孩子是否为照料者活动的焦点可以分为首要照料和次级照料（指照料者在以其他活动-k22比如购物为首要关注的同时实施照料），这种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间接反映照料质量，但照料者的专注程度其实很难确定，即使是首要照料，也难以衡量是在积极承担照看孩子的任务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专注于不同的活动。研究发现：与独力养家糊口的丈夫相比，妻子有职业的男性花更多的时间单独照顾孩子；母亲和父亲最平等地参与的照顾类型是发展性活动；常规照料与非常规照料之间的“区别”只对父亲而言较为显著，父亲对非常规活动的参与是相对固定的，而其日常照料、被动照料的提供则跟自身及配偶的工作需求关系更大。

　　 因此，在儿童照料方面，父亲的自由裁量权比母亲更多，他可在不一定减轻母亲负担的情况下加强育儿参与。男性对分担照料责任的理解往往与应然的平等分工不符，可能是因为男性认为父亲身份的其他方面（指导管教、精神支持和在场）比参与日常育儿任务更重要。要走向育儿方面的性别平等，不仅需要父亲增加照料总时间，还要求他们增加对常规照料的投入，并作为单独的照顾者承担更大的育儿份额。

　　 总之，在数量之外，照料质量也需重视。照料质量除了通过照料类型来间接反映，还可通过亲子关系的性质、互动强度来直接衡量。其间，应适当关注儿童自身的视角和体验，以探究“参与性”基础上的“亲密性”。

　　 所谓洞察育儿行为的主体性，是指理解自觉的照料者所作选择的意义，而不仅是看到结果。在现有研究着重考量“空间”维度（不同文化和制度下的国家地域）的基础上，未来可以通过考虑人生阶段和队列差异来扩展工作-家庭生活的情感背景。儿童照料策略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调适甚至重新安排的过程，取决于家庭成员不断变化的需求。成年人的生活角色因人生阶段（家庭生命周期）而不同，儿童的需求随其成长也有变化。此外，由于男性和女性的就业机会、市场体验在不同时代人群中有所不同，婚姻家庭行为承载的性别内涵也有差异。

　　 另一个研究途径是调查父母的“态度”与亲职承诺之间的关系，即照料儿童对个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从而厘清解释路径。个体是否希望借由对照料的承担而向配偶表达情感，或者面对职场的压力想要回归家庭？能否在儿童照料中获得较大的自我认同、价值感、成就感？沉浸于育儿所带来的满足之中会不会成为投入有偿工作的“枷锁”或者被配偶利用？如何看待父母之外人员的替代照料的质量和可取性？越重视陪伴孩子的家长，是否反而实际陪伴时间越少、方式越单一？业有所成的父母是否将育儿工作当成包装展示自己“生活智慧”的手段？“直升机家长”（helicopter parenting）、“鸡娃”和“丧偶式育儿”有什么关系？以上一系列探寻“结构-情境-意义”联系的问题，需要更深入的实证研究尤其是质性研究来给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