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偶式育儿话语流行如何既加强又挑战了育儿中的性别规范

丧偶式育儿话语流行如何既加强又挑战了育儿中的性别规范

　　 2016年，随着女性主育儿讽刺上的广泛传播，“丧偶式育儿”这一短语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走红。丧偶式育儿用来批评和嘲讽父亲在育儿中的缺席，使得母亲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其状若寡妇。据推测，这个短语最早出现在2016年4月5日。当天，微博某用户转发了一则舒肤佳的k21广告，广告截图里母亲正快乐地给儿子洗澡。该用户在转发中评论道：“舒肤佳教你什么叫丧偶式育儿”，讽刺了父亲在育儿中长期缺位的社会现象。

　　 “丧偶式育儿育儿讽刺民中引发了激烈讨论，这从自媒体上的大量文章和评论中可见一斑。自2015年以来，自媒体在中国民众的媒体消费中发挥着显著影响。传统的新闻行业往往肩负着一定程度的社会责任，而自媒体则不同，其创作者将利润放在首位，常常语不惊人死不休，以吸引眼球。自媒体往往避免讨论诸如结构性不平等这样的敏感社会政治问题，以规避审查风险。

　　 自媒体已成为中国流行女性主义传播的关键渠道。自媒体敏锐地体察了年轻城市女性对性别不平等的不满，并通过巨大的流量影响力，塑造和推广了流行女性主义。流行女性主义通常指的是通过电视、电影、音乐、书籍和社交媒体等主流媒体和流行文化中传播女性主义概念，使它们可以为广大受众所理解。流行女性主义的特征包括唾手可得、高度可见并且容易取得商业成功。因此，流行女性主义和自媒体成为了一对互利的组合，自媒体降低了女性主义的阅读门槛，提高了其可见度，而流行女性主义的引流则有助于自媒体的流量变现。

　　 我们搜集了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所有标题中含有“丧偶式育儿”这一关键词的文章，并筛选出其中阅读量超过10万的文章。截止到2023年年底，共有23篇相关文章。本研究采用女性主义批判性话语分析（罗叔叔育儿）的方法，对文章内容和读者评论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丧偶式育儿”话语如何顺应或者挑战了育儿中的性别规范，如何体现了我国舆论场中新兴的流行女性主义。

　　 我们发现，表面上，自媒体文章旨在促进父母之间更平等的育儿分工，并重塑传统的男性气质。然而，文章的话语策略却无法导向这一结果。沿着性别本质主义的逻辑，“丧偶式育儿”的相关文章将父亲缺席的责任归咎于母亲，加强了她们的自我否定和劳动负担。有趣的是，读者评论通过质疑结构性性别不平等和要求改变中国高强度的工作文化，挑战了这种话语。自媒体和用户间的互动创造了一个多维度的动态空间，既加强又挑战了现有的育儿性别规范。我们的研究首次育儿讽刺友如何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回应流行女性主义，丰富了我们对新兴流行女性主义和东亚家庭关系演变的理解。

　　 在中国，父亲在育儿中的缺席深植于传统的中国男性气质和父权制。传统上，中国父亲的责任主要是训导和教化孩子，而非日常养育。尤其在孩子的婴儿和幼儿时期，传统父亲极少参与。尽管传统父亲也爱孩子，但这种父爱不鼓励情感的表达，而更多地表现为严肃和严厉地教养。

　　 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开始，这种男性气质已经受到挑战。清末民国时期，有识之士质疑传统的中国父权，并提倡一种非权威的养育风格。自19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和社会都呼吁更直接的父爱表达，也提倡父亲更多地参与育儿。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媒体上出现了更多温柔有爱的父亲形象，流行文化热衷呈现参与育儿的理想父亲形象 （巴教授育儿），体现了与传统中国不同的男性气质。

　　 本研究认为“丧偶式育儿”的话语反映了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兴起的流行女性主义。在过去的十年中，女性主义在西方，乃至全球的广播媒体、电影和社交媒体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流行度。某种程度上，女性主义已经成为年轻女性的一种时尚身份。

　　 Banet-Weiser (育儿讽刺)指出，流行女性主义缺乏对结构性不平等的批评。然而，k22研究认为，流行女性主义的非批判性被夸大了。例如，在美国和英国近年来的电视节目中，明确地讨论结构性性别不平等，如性暴力等，并以此类话题吸引熟悉女性主义的年轻观众。这育儿讽刺民中引发了大规模讨论。尽管相关文献有限，但对于流行女性主义的讨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社交媒体在促进全球女性主义浪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以#MeToo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社会运动。社育儿讽刺络女性主义和集体行动创造了空间。一方面，社交媒体平台的各种工具使女性能够发挥主体性，并表达对性别歧视、厌女症、性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性别压迫的抵抗。另一方面，流行女性主义可以被数字经济轻松操纵和商业化，使得女性主义有利可图。因此，社交媒体上的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对身体、婚恋、职业、自信等方面的自我管理，而不是质疑现存的不平等的性别结构。

　　 在“丧偶式育儿”话语中，性别分工和性别本质主义得到了强调和巩固。性别本质主义认为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固有的、基于生物或生理的根本差异。一方面，此类话语强调男女“天性”不同，男性天生不适合育儿，而女性天生则适合照料活动，这种差异合理化了父职育儿讽刺友表示，爸爸的心智本来就不够成熟：“爸爸自己还没长大呢，要求他们担起爸爸责任也太早了。”

　　 有观点认为父亲参与教育的孩子，比母亲教养出的孩子有优势，会有更高的情商育儿讽刺友：“爸爸带更能把娃带得胆大心细。”

　　 在劳动分工层面，这些文章仍遵循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模式，强调父亲工作忙碌，合理化其在子女教育中缺席，而忽略了在我国普遍的双职工家庭模式中，大部分母亲也有自己的全职育儿讽刺友说：“我赚的是老公的5倍左右，但在照顾孩子方面我依然是主力，老公对育儿知识根本不了解，还经常跟我抬杠。”文章中把父亲的缺失归为“工作”这一外因，合理化了男性不愿放弃在公共领域实现财富与成功的机会，即便这意味着忽略家庭和育儿的责任。

　　 虽然表面上看“丧偶式育儿”话语似乎在批评父亲的缺席，但文章实际上将问题的根源归咎于母亲，并对母亲进行规训，要求她们改变自身行为来解决父亲缺席的问题。文章中指责母亲对孩子的控制欲过强，且指责母亲在对待父亲在育儿上的参与方面过于挑剔和苛责。这些话语在形容母亲时陷入了对女性刻板印象的描述，包括非理性、情绪化等，对母亲在家庭中承受的巨大压力缺乏同情，同时合理化了父亲在育儿上的缺席。

　　 为了让父亲参与育儿，可以做哪些改变呢？自媒体给父亲们提出了“多花点时间陪伴孩子”这样的笼统意见，但却给女性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造方案。

　　 首先，母亲要负责统筹安排全家事宜，并给父亲安排事项，这样可以让父亲方便执行。但安排事项本身就是种管理性劳动，这种“操心”让母亲疲惫不堪。几乎没有人认为，父亲应该充当这个“操心”一家大小事宜的角色。

　　 矛盾的是，女性不能控制欲太强，什么都管，且不能批评父亲。有父亲说：“赶鸭子上架也没问题，干了不要批评。” 父亲无法容忍被批评，体现了男性仍希望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和权威地位的传统观念。同时，母亲要学会“高情商”地鼓励父亲，即使父亲干得不好也要不断表扬。也有人建议母亲可以装傻、撒娇、装病，以此来使父亲进行家务劳动。这些策略虽然有时可以奏效，但代价是女性的自我贬低和矮化。

　　 母亲还可以通过“爱自己”来获得好心情。这个方法主要是放弃对男性的期待，自己的饮食、娱乐、外表和情绪。也有人建议，母亲应专注于提高自己的赚钱能力，以便获得可以自由离婚的筹码。这个策略也许能让母亲们短暂地情绪愉悦，但也无益于解决“父亲缺席”这个根本问题。

　　 因此，在实际解决问题这一方面。自媒体的建议k22是让女性继续付出更多的隐形管理劳动。第二是让女性付出更多的情绪劳动，通过不断赞美丈夫和矮化自己，来使男性参与育儿。

　　 在23篇自媒体文章中，只有极少数提及了“丧偶式育儿”增加了母亲的负担。文章本身忽略了母亲的身体和情感需求，而评论则充满了女性对缺席父亲的抱怨，自媒体的评论区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分享挫败感的空间。评论育儿讽刺友们对于家务和育儿劳动和情感劳动感到疲惫不堪，反映了母亲对不平等性别分工的深深育儿讽刺友的表达也经常语出惊人，比如“婆媳形婚”、“当妈式夫妻”、“我家是妈妈奶奶姥姥同时丧偶带一个娃”等等。相当多的女性吐槽了她们既主内又主外的疲惫生活：“男人是工作这不错，可是男人有假期，男人下班就可以放松休息，而孩子妈呢，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这能一样吗？”

　　 在社会层面，评论者批评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指出“9”工作制度对父亲履行育儿职责的障碍，并提出了需要政策和社会变革才能解决的系统性育儿讽刺友提出，育儿并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培养儿童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是在为国家培养接班人”。对社会未来力量的培养，不应只依赖家庭：“感觉是典型的公共福利转移到私人承担的案例。如果能多设置免费或者优惠的托儿所，鼓励儿科医生发展，提供男女都有的产假，禁止用人单位歧视育龄妇女，这些问题就不会这么严重了”。这些评论展示了“丧偶式育儿”实际上是由社会结构性问题引起的，并且只有通过政策和社会变革才能系统地解决。与商业化和去政治化的自媒体文章相比，评论比自媒体文章对于“丧偶式育儿”现象提供了更具批判性分析，激发了对于流行女性主义的多元讨论。学者们应当更多社交媒体用户对自媒体文章的多元回应，尤其是他们对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性阅读和对改变结构的期望，这是流行女性主义话语形成的重要部分。

　　 本研究通过女性主义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对“丧偶式育儿”在微信文章及读者反馈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分析社交媒体中展现的育儿分工和流行女性主义，本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和讨论：

　　 首先，尽管“丧偶式育儿”现象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和讨论，但相关微信文章在尝试构建新型父亲形象、鼓励父亲积极参与育儿的同时，却陷入了性别本质主义的思维，加剧了对母亲的责备和负担。这些文章虽意图促进更平等的育儿分工，但实际上却在维护现有的性别分工模式，强化了传统性别角色。

　　 其次，尽管“丧偶式育儿”批评了父职缺席，但给出的实际建议却大多指向母亲的自我改造。为了能换取父亲的参与，女性首先要付出大量的管理及情感劳动。

　　 第三，尽管微信文章试图推动性别平等和育儿中的男性参与，但它们通常忽略了造成“丧偶式育儿”现象的结构性和社会性原因，如工作压力和社会对男性和女性角色的期望。文章和读者的互动显示了一种动态的关系，其中包含了对现有性别规范的挑战和反思。

　　 通过对这些文章和评论的细致分析，我们不仅看到了社交媒体上性别角色讨论的复杂性，也看到了普通人如何在这个平台上对流行女性主义进行回应和互动。这些互动不仅反映了流行女性主义理念的接受和挑战，也揭示了家庭关系和性别规范在东亚社会中的不断演变。

　　 本研究揭示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女性主义如何通过自媒体和公众互动传播，反映了关于性别规范和育儿的社会认识和挑战，丰富了我们对非西方流行女性主义的理解。

　　 相比于之前主要强调媒体文本的社交媒体研究，本研究突出了大众对文本的反馈的重要性。通过分析读者对“丧偶式育儿”文章的回应，本研究探究了这一话语在读者日常生活中的含义，并检验了它们与流行女性主义话语构成的共鸣或挑战。这一研究强调了社交媒体中互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理解性别规范和推动性别平等的讨论中。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丧偶式育儿”现象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复杂性，以及这些讨论对理解现代中国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和流行女性主义的重要性。面对性别不平等的挑战，需要社会各界，包括政策制定者、教育者和公众，共同努力，推动更加平等和包容的育儿和家庭环境。